时间: 2024-11-18 12:06:30 | 作者: 产品中心
无论以何种标准来衡量，中国的城市都算不上是最健康的居住地。根据中国环保部环境规划院一项被广泛报道、但未正式出版的研究的结论，中国每年有超过40万的人因空气污染造成的相关疾病而过早地死亡，其中30万人是死于室外污染导致的疾病，11.1万人死于室内污染所导致的疾病。对那些生活在北京和临汾这类常常会出现在政府公布的空气质量最差、环境污染严重地区名单中的居民而言，这样的一种情况尤为严重。虽然政府关闭了许多城市里的工厂，还是会有一些新的污染物出现，目前车辆尾气已经占到了中国城市空气污染源的79%。
中国目前的肥胖率水平在总人口的5%以下，相对于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还比较低。但中国城市人口的肥胖率水平可能已达到了20%，尤其是沿海地区从香港及附近的东部沿海地区到上海，再经北方内陆地区和北京，一直到中国东北地区，这一线的城市是中国的肥胖中心区。很明显，肥胖的城市和消瘦的农村之间巨大的差异可以直接归因于经济因素。中国9亿农村地区居民中的绝大部分都是农民，目前还在依靠平均每年100美元左右的收入过活，这一收入水平当然很难让人发胖。同样，财富水平和投资增长较慢的内陆城市，其人口临床肥胖和一般发胖的概率也不像沿海城市那样高;但一旦这些地方获得了更多投资、或变得更富裕，种种迹象表明这里的人也将变得肥胖起来。
沿海城市是绝大部分白领人士、拥有私人汽车的新富阶层和日益庞大的中产阶级、以及在办公室工作的城市人口居住的地区。这些城市是引领潮流和外国文化与产业首先登陆的地方，如麦当劳、肯德基、可口可乐和其他产品或产业等等。在这些城市里，有越来越多的人能够经常消费上述产品、而不再认为这是种经济负担，而在他们的消费中，食品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同时，这些城市的时间也是最宝贵的，人们在工作、金钱与成功等方面的竞争最为激烈，因而在催生了大量的酒类消费、闪电约会、夜店生活和整形手术的同时，也成为了快餐文化、零食和便捷生活方式的温床，在一些地方，吸烟还是“时髦”的代表，生活在这些城市里的人们仍把吸烟当作时尚的行为。这些城市扩张的速度非常快，单是上海一个城市就有约1900万居民和大约300万的流动人口——没有人知道确切数字是多少。这些城市的人与人之间越来越冷漠和隔膜，很难找到真正的社交生活。刚刚进入城市的新移民们通常生活在不断扩大中的市郊，他们会发现自己十分孤独，与原来的社交圈子里的家庭或社群失去了联系，也许越来越疏远。他们之间也将由于贫富差距而日益隔阂，一些人将拥有私人空间，而另一些人则不能;一些人找到了工作，而另一些人失业。无论从哪方面来衡量，在中国的城市里生活都要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交通堵塞(北京路面上的汽车以每年10%的幅度增长，而道路本身仅以每年2%的速度增加)、人际关系(上海每三对夫妻中就有一对离婚，仅2007年1-9月，上海市就有20, 225对夫妻协议离婚，较上年同时期增加了30%);更长的上下班路程、生活的成本，等等。所有这些都对人们的胃口、钱包、人际关系、心情和压力程度带来了不好的影响。
然而，我们知道中国最富有的城市也是中国的城市规划和发展规划最多的地区，显然，这些并没有给中国人的心脏健康和腰围情况带来多少好处。
北京或许是中国最肥胖的城市 。北京市卫生局2004年开展的一项调查发现，首都约有60%的成年人体重超重，而北京儿童中的肥胖现象也越来越普遍。北京市卫生局副局长梁万年认为，部分原因在于北京人摄入的大米越来越少，而高脂肪和高胆固醇的食物越来越多，西式快餐的增加显然无助于改善这种情况。梁万年主张对这一情况予以积极干预，他表示“上述结果说明采取相关干预措施，指导居民合理膳食已成为当务之急”。卫生局的统计数据支撑了梁万年的观点，其反映的肥胖情况应当引起警觉，北京肥胖患病率最高的是11岁男孩和9岁女孩，这些有可能在未来会引发各类相关疾病 。
然而，北京位列肥胖城市首位并不意味着中国其他城市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因为中国不断持续的城市化进程还远未结束……
要对肥胖问题给中国的经济带来的潜在成本进行估计，我们有必要先作一些粗略的假设。以下内容并不是非常详细的预测，而只是试图描绘出未来十年中国医疗保健费用支出的可能状况。根据历史数据推导未来的变动趋势很可能会与真实情况相去甚远，但我们所做的工作只是假设在外界条件没有改善的情况下，对中国未来所面临问题的规模和程度给出一个简单的提示。
我们必须面对的第一项任务是估计中国肥胖和超重的人数。这些我们已经通过中国多项关于增长速度的调查数据进行了估计，并根据这些趋势数据对肥胖和超重人口增长率向前进行了推算，还结合总人口趋势数据也向前进行了估算。
尽管随着中国经济的日益成熟和经济增长速度的逐渐放缓，肥胖和超重人口增长的自然趋势也一定会逐步放慢，但从已有的连续历史数据来看，无论是超重人口还是肥胖人口，其占总人口的比重都是在不断增加的。我们粗略估计，到2020年，中国超重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将上升到29.3%，肥胖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将达到15.9%，但超重及肥胖人口之和的年增长率将会下降，由目前的每年递增超过5%降至2020年的约3.3%;到2020年时，中国的超重及肥胖人口之和占总人口的比重将高达45%。
假设我们只能对肥胖人口提供医疗费用，我们在前面已经使用了经过购买力平价方法调整后的、平均每人每年500美元肥胖相关疾病治疗费用这个数据，如果我们把这一数据用于2009年，并假定这一时期价格不变即不存在通货膨胀问题(虽然现实世界中通货膨胀必然导致价格上涨)，并用肥胖人数乘以这一人均年治疗费用，我们可以得到下面一组数据。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数据是基于2009年末美元与人民币平均汇率的不变值计算得出的。从近期的经济事件来看，人民币的币值可能还会增加，这很可能会使得我们估计的人民币数值偏高，但由于我们无法预测未来的汇率，因此也只能使用不变汇率值了。
为了了解8275亿元人民币这个数字的实际意义，我们还根据近期的历史增长率数据推算了中国政府医疗开支增长的可能情况。
在表35中，我们认为中国政府会像任何一个理性健全的政府那样不断增加医疗保健支出以应对肥胖问题，那么用于肥胖及相关疾病治疗的费用就会继续保持增长，因此，我们估计中国政府在未来十年内(假设物价水平不变的情况)，每年平均需要增加6.7%的医疗保健支出，才刚刚能够支付得了肥胖人口相关疾病的医疗费用增长，这还不包括体重超重的人口。
虽然这只是一个大致的描述，但的确说明了政府除了要面对已经出现的诸多问题，包括由于人民寿命变长而导致医疗保健支出不断增加、更多与环境污染、生活压力相关的健康问题、以及药品和医疗本身成本的提高等等之外，还要为肥胖所引发疾病治疗的巨大潜在成本买单。显然，只是对病症进行治疗而不针对肥胖现象产生的原因采取有效措施，即使是像中国这样资金充裕的政府也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的。
中国医学科学院2002年的调查报告再次提出了一个尤其令人担心的问题，就是中国临床肥胖儿童数量的不断增长，这一问题也已被中央政府层面所知晓。1990年代中后期，当北京成立中国第一个儿童减肥中心(kiddie fat farms)时，新闻媒体开始对超重儿童这一社会问题进行了大量的报导;与此同时，社会上对于纵容“小皇帝”们吃大量快餐或给孩子零花钱的批评也越来越多，有人认为这些溺爱孩子的家长们实际上是在用他们的爱戕害孩子们。
1990年代中期居住在北京并在一部当时的热播电视剧《洋妞在北京》中担任主演的美国人杜瑞秋(Rachel DeWoskin)，对中国的肥胖问题也提出了她自己的看法。在她的回忆录《洋妞在北京》(Foreign Babies in Bejing，也就是她所出演的那部电视剧的名字)中，杜瑞秋描述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的“肥胖潮(fat boom)”：“在中国，说某人‘胖’或是‘胖起来’并非是不礼貌的说法，‘胖’是个可爱的词语，意味着丰满和富裕;但说别人‘太胖了’就很不礼貌了……在肥胖潮刚刚出现的时候，人们希望自己能一下子胖起来，以显示自家的兴旺，但随后却希望越瘦越好。随着中国的日渐繁盛，广告和杂志开始推出以极瘦为美的模特，减肥药和减肥中心也开始在这个国家流行起来。”
杜瑞秋正巧发现了中国社会中的一个矛盾之处：人们认为发胖是好的，发胖代表生活富裕，然而在中国的时尚杂志、选美比赛、模特表演以及广告等迅速发展的媒体形式中，瘦却越来越成为了好身材的标准。因而关于什么是好身材的界定标准是高度冲突的，有时人们难免也会对此产生困惑。
对于超重儿童的担忧，要求父母们对这一问题给予更多关注并负担起更多的责任，同时也引发了社会对更多经过专业培训的营养师和营养学家的需求。来自健康专家们的这些呼吁已经提出了十多年，电视节目对儿童严重超重问题进行了探讨，新闻报纸列举了肥胖对儿童健康造成的各种危害，政府也在不断呼吁家长们不要过分溺爱孩子。然而，相关人才还很短缺，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副所长翟凤英研究员称，中国在2002年仅有2000名有资质的营养师，而根据每300人拥有一位营养师的国际标准，中国至少需要400万这方面的专业人才。
越来越多的调查也在证明着儿童肥胖化的趋势。2004年，中国教育部指出中国城市7-22岁的儿童与青少年中，有近16%被认为属于临床肥胖。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从事肥胖问题研究多年的陈超刚医生认为，2005年有10%的中国儿童临床肥胖，并且这一群体还以每年8%的速度增加，这一可观的增速再次证明了“中国年”的效应。有调查显示，小学男生临床肥胖的比例达到14.8%，体重超重比例约13.2%;小学女生的情况略好一些，临床肥胖率9%、超重率11%。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中，平均每五个孩子中就有一个肥胖儿童。华北地区的情况最为糟糕，儿童肥胖的比例达到了13.2%，而华东肥胖儿童的比例为12.2%，华南则为10%。作为比较，据美国卫生政策学术期刊《健康事务(Health Affairs)》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估计，美国在学儿童中有15%的人肥胖，有30%的人被认为超重。
自1990年代末以来，我们看到了儿童肥胖可能导致的各种症状和问题：上课容易疲倦和注意力不集中，日益增加的自闭症发病率，第二性征发育不正常(如女孩初潮和青春期提前)，动脉硬化、肝硬化、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和易引致心血管疾病的脂肪肝、高血脂等的发病率提高，此外，还有越来越多的抑郁症，以及一些欺负或嘲笑超重儿童的情况。
最令人担忧的恐怕还是儿童期肥胖通常不是一个暂时性的现象，超重儿童日后多半都会变成超重的成年人(据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的调查，平均有三分之二的超重儿童在成年后也将体重超重)，真正麻烦的是那些典型的慢性健康问题逐渐显现出来的时候。许多研究表明，那些童年时代便开始肥胖的人在日后的生活中会面临多种复杂的健康问题。
最近一些国际上和中国国内的调查再次证实了上述结论。马萨诸塞州塔夫斯大学(Tufts University)营养学院近期在中国开展的一项研究发现，上海市新生儿体重经常能达到4公斤或以上，而中国新生儿标准体重水平在2.5-4公斤之间。该项研究还发现，上海市7-17岁年龄段的少年儿童中约有16%的人超重，另有12.5%的人肥胖;在18岁及以上年龄段的人群中，超重和肥胖人数的比例相应为29%和4%。这意味着上海市肥胖儿童的比例已接近国家平均水平的三倍，而农村地区的平均水平仅为3%，儿童们发胖年龄的不断下降，或者说越来越多的儿童在更小的年龄便开始发胖，意味着这一问题正在不断加剧而远未能得到解决。
或多或少是由于体重的超重，上海目前约有30%的居民正在承受着高血压的折磨，而全国高血压发病率平均为18%左右。上海市人口肥胖率不断增加的原因是比较显而易见的，2004年上海市统计局和上海市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联合开展的一项研究也证明了，上海的孩子在电脑前消磨了大量时间，吃掉了大量的垃圾食品而不进行体育运动，因而无法有效地消耗掉多余的热量是肥胖的主要原因。根据这一调查，有50%的上海市初、高中学生每天在操场上或做运动的时间不超过一小时，至少有60%的孩子经常吃垃圾食品。
这种现象正在中国绝大部分城市中成为常态，2006年，北京市约60%的学校校长承认每天户外体育锻炼时间一小时的书面规定并没有被严格执行 。这也意味着，虽然中国在校青少年的身高、体重、胸围数据在不断增加，但身体素质的指标如肺活量、心率、体能和力量等实际却在下降，其临床表现之一就是参加调查的中学生中有一半人的血压都超过了正常值。
显然，这些都已经在城市居民健康情况统计中显示了出来——新生儿个头变大，儿童临床肥胖的比例增加，人口高血压发病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根据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最近开展的一项调查，14岁以下的中国儿童患糖尿病的数量急剧增加，在过去25年间几乎增加到了原来的三倍，一个突出表现便是“青春晚期糖尿病”(MODY)的发病率显著增高。其中大部分人患的是Ⅱ型糖尿病，这种病的主要诱因是肥胖和缺乏锻炼，也意味着患者可以不用像Ⅰ型糖尿病患者一样使用胰岛素。Ⅰ型糖尿病相对较少见，又称为“幼年型糖尿病”，通常是由于人体免疫系统出现问题从而破坏了胰腺内的胰岛素生成细胞而导致的发病。青春晚期糖尿病更多地会导致Ⅱ型糖尿病，一般是随着年龄增加的自然发育进程而出现的胰岛素生成细胞逐渐减少。当然，两种类型的糖尿病都可能导致心脏病、肾功能损害以及失明一类的并发症。Ⅱ型糖尿病在年轻人中的发病率越来越高，发病年龄也越来越轻，也就意味着其引发的并发症，如心脏病、中风、肾功能衰退等在年轻人中的发病率会随之提高。简单地说，那些曾经只在中年以后才出现的慢性病现在也会发生在十岁左右的儿童们的身上。
造成中国饮食结构变化的一个主要因素是食品零售业的发展。工作的日益忙碌使得中国城市居民们的日程总是排得满满的，能够用于购物的时间越来越少，于是中国的中产阶级也和其他国家一样，变得“有钱但没时间”，越来越倾向于以最方便的方式购买食物。
在上一章中，我们对中国食品销量的增长情况进行了分类考察，也探讨了食品供应的日益便利和价格的相对低廉。从中我们发现，在生鲜食品中最大的变化是肉类消费的不断增加，而与此同时，更为明显的是预加工和预包装食品消费的迅速增长，后者的增速还要远远快于新鲜食品的增长速度。这部分地归因于消费者收入增加和自由购买力增强所引致的新式食品生产部门的迅速发展;同时，如上一章所谈到的，这些新厂商所采用的促销手段也在不断增加。中国大型的食品零售商们也在为这些预加工的食品提供越来越多的货架空间，在英国大型超市乐购进入中国时曾宣称，作为他们的一项重要策略，会引进多达500种自有品牌的“超值”产品，其中很多都是在英国知名的方便食品。与不久以前相比，在中国城市的食品消费中，变化尤为显著的可能就是他们购买食物的方式了。
二十年前，中国大城市的居民们会经常骑车去嘈杂的菜市场购买新鲜水果、蔬菜、肉、鱼和家禽，然后再回家自己做晚饭，周末则去商店另外买些罐装或干制的食品。但在近二十年中，随着商业区地价的不断攀升、大规模的城市重建和对卫生问题关注，这些菜市场正在从城市中心区逐渐消失。现在，每周一次开车或打车去附近超市大量采购，再加上日常去周边小超市或便利店已经成为了中国城市普遍的购物方式。在中国最大的八个城市中，菜市场的交易量从1996年到2005年下降了50%-54%，而大型超市的交易量则上升了这一比例甚至更高。菜市场的数量日益减少，其空缺大都被便利店或超市填补了起来，对于越来越多的城市消费者来说，从附近的超市购买新鲜食品要比菜市场更为方便。有趣的是，中国国家的统计报告从2005年以后不再统计菜市场增加或减少的具体情况，这样表明了它们在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地位的降低。
同时，城市化的发展也为超级市场和便利店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区域，例如，从2000到2005年，上海的便利店数量增加了将近250%，其中既包括日本的罗森株式会社，也包括大量中国本地的连锁店。而在北京、广州和近年来的上海，大量的7-11便利店正在和本地对手们激烈地竞争着。这些以薄利多销的零售模式主要以预包装、预加工产品的销售为主，而生鲜食品的比重则相对较小，那些便利店则基本都不销售生鲜产品。
人们总是会去选择那些容易买到的商品，而随着生鲜食品越来越不好买到，那些预包装食品的销量也就随之得以迅速增加了。在世纪之交，中国富含脂肪、糖类盐份、味精、反式脂肪和相酯化脂肪的预加工食品和饮料销量的增速是新鲜水果和蔬菜的两倍，这也就意味着中国人对这些食品摄入量的增加大约相当于水果和蔬菜的两倍。而这只是就零售部门而论，还没有包括那些在餐馆里消费的食品。
蔬菜消费比重的下降(或者中国腰围的增加)并不必然是零售行业发展的直接结果，也不能完全归咎于城市中菜市场的减少。这些因素固然增加了人们购买新鲜蔬菜和水果的麻烦，但另外一些因素的影响则更为重要。
城市化似乎是中国肥胖率不断升高的一个重要原因。久坐不动的生活方式和糟糕的饮食习惯使得中国的城市迅速成为了“发胖集中地”，而同时，城市也是中国新兴中产阶层人士的聚集地，他们的消费水平之高也是前所未有的。
中国过去20年中的城市化速度是全世界任何其他地区都未曾经历过的，而这一进程至今仍尚未结束。在今后的12年中，至少还要有3.2亿的人口将从中国的农村地区流向城市。这种巨大规模的国内人口迁移自然会导致城市占地面积、基本规划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的迅速扩张，同时也会直接引致城市中高层公寓楼和道路的不断增多，但公园、绿地和公共交通设施的数量却很难跟得上。城市变得越来越大，不断将密集的人口向郊区扩张，而公园总是观赏性大于实用性的，越来越多的公众空间却在被私有化而不再对普通百姓开放。
和其他任何地方的人一样，中国农民迁移到城市最根本的目的是为了脱离贫困、挣到更多的钱。无论是找到一份好工作，还是仅仅去工厂或建筑工地做工，这样的目的总是或多或少能够实现的。他们的经历也都验证了同一事实，即一旦人们进入城市生活，他们就会开始摄入更多的蛋白质。几乎就在刚刚过上城市生活的同时，这些移民们的饮食习惯就发生了变化：蛋白质摄入量增加，饮食结构也开始“升级”为更多地食用猪肉和其他肉类，而减少小麦和谷类的消费量，同时他们也会发现自己几乎立刻被高热量、高脂肪的食物团团包围了。这种全民性的高热量食物摄入现象，既与中国在上世纪的最后25年中实现了从贫困到富裕的转变有关，同时也是大规模城市化和国内人口由乡村到城市流动的结果。1976年，中国有9.486亿人口，平均每人每日摄入2051卡路里的热量。到2000年时，中国官方人口数字为12.82亿，平均每人每日摄入卡路里数量升至3029。在这25年中，中国人食物热量摄入水平由19.45亿千卡/日增加到了38.84亿千卡/日，人口总量增加了35%，而热量摄入总水平则增加了48%。与财富增长和城市化的速度一样，热量摄入水平的增长也要快于人口增加的速度。
不难理解，中国的中央和各大城市的地方政府已经面临着大规模城市移民所带来的巨大压力，这些移民在提供劳动力和服务从而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给城市造成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压力，体现在住房、就业、包括道路、供水、供电及资源供应等城市基础设施乃至学校、医院和社会福利等社会基础设施的方方面面上。值得注意的是，关于中国的讨论(特别是那些拥趸们)往往关注于过去二十年中各种摩天大楼、机场和高速公路数量的惊人增加，而对中国的医疗保健、社会福利和教育体系建设相对落后的情况则有所忽视。就中国的发展而言，后者所讲述的故事远不如前者那么吸引人，因而对于经济增长的关注相对于对经济增长过程中不均衡现象的评判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这既体现了二十年来一党政府的权威，也反映了国际媒体和评论家们观察中国问题所采取的视角。然而这种不均衡的增长最终会成为一种破坏性的力量，尽管人们过去对此很少论及，但现在已经日益成为政府重视和评论家们关注的问题。污染、环境退化、大片农村地区的人口流失(仅留下年纪很大的老人和极年幼的儿童)、耕地面积以令人吃惊的速度减少，以及城市里不断加剧的肥胖现象与相关疾病的发生，这些现象正是这个不均衡发展时代一些负面效应的体现。
对于中国肥胖问题及其演进过程的探讨当然不能不提味精或称谷氨酸钠盐，这是一种非必需氨基酸，被广泛用于食品的添加剂用以增强鲜味，在中国和很多其他亚洲国家乃至世界各地的中餐馆中，都在消费着大量的味精。在中国的各种现代食品包括预加工食品、浓缩固体汤料、调味料、速冻食品、各种快餐、方便面和薯片之类的零食中，我们都会发现有味精的存在。
但是中国人并不像日本等国家的消费者那样食用大量可以中和味精的食物(如富含牛磺酸的生鱼和肉)。味精的主要用途是作为调味剂增强食物的鲜味，绝大部分都用于人类的食品消费，只有少部分才用作动物饲料。
根据SRI化工咨询公司2007年1月出版的一项全球味精生产和消费报告，中国的味精生产和消费均居于世界首位 。该报告指出，近年来，很大程度上由于中国市场的扩大，全世界味精的销售量有了迅速的增加，2006年世界味精总消费量接近二百万吨，价值23亿美元，而中国的味精消费和生产分别占全世界的52%和57%，这5%的差异对应的就是中国味精的出口量，这也表明在中国成为世界最大化工产品出口国的同时，味精也成为了中国一项新的重要出口商品。
关于(正常用量的)味精消费是否会引致疾病的科学研究目前仍未取得一致的观点，但似乎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味精的消费可能与肥胖存在一定的关系，在德国一项名为“肥胖、贪吃与身材矮小：谷氨酸盐对于食欲调节的影响”的研究中，研究者们抽取了二百万德国人在两年中的数据，得出以下结论：
“本项研究首次证实了被广泛使用的味精如果浓度稍微超过日常的食用量，就会导致下丘脑对于食欲控制能力受损可能性的显著增加，而下丘脑对于食欲的控制显然对全世界的肥胖倾向都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因而我们建议有关方面重新制订对氨基酸和营养蛋白质的每天推荐摄入量，远离蛋白质含量高的食品，尤其还要少用味精”。
与此相类似，国际宏观与微观营养素与血压合作研究组织(INTERMAP)从中国华北和华南的三个村庄中随机抽取了752位(其中48.7%为女性)40岁到59岁之间的身体健康者进行调查，发现味精的摄入量确实与BMI指数存在着正相关关系 。
在味精消费水平已经很高的国家里，这类研究结论的冲击力当然是非常大的。尽管减少味精消费并不是解决中国肥胖问题的灵丹妙药，但大幅减少味精的消费量很可能会有助于降低中国的整体肥胖水平。当然，我们还需要更多的调查和更深入的科学研究来确定中国的情况和可能的效果，而且味精在中国国内和国际市场中都是一项重要的商品，对于这一容易生产而又能带来高价值的商品，味精生产厂商们也不会坐视这种批评而不做出反应的。
当然，要减少味精的消费，最简单的办法莫过于让更多的人来关注这一问题，而随着人们对于味精问题的日渐注意，从中国开始，随后越来越多亚洲、欧洲和北美的餐饮业主都纷纷打出广告说自己的菜品不含味精。而中国餐馆症候群这一概念的传播也加速了这一趋势，这又被称为味精过敏综合症，最早是1960年代由一位美国的郭浩文(音译)医生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提出的 ，尽管未经科学的证实，但该医生认为味精的消费会引起脸红、出汗以及嘴和面部的麻痹感，他写道：
“我在中餐馆就餐尤其是吃北方菜时出现了一系列奇怪的症状，通常是在我吃完第一道菜15到20分钟之后开始，持续约两小时左右，但与宿醉感不同，最主要的症状是从后颈部开始，一直延续到手臂和背部的麻痹感，同时感到全身乏力和心跳加速”。
无论上述情况是真是假，英国的《观察家报》以“如果味精真的那么有害，为什么亚洲人没有全都因此而头疼呢?” 为题刊登了封面文章，对味精的影响进行了探讨，很多消费者相信了这种说法，于是造成了味精恐惧症，中国北京和上海的一些餐饮店也已经开始控制使用味精——尽管主要还是那些价格昂贵的高端市场部分，但总体而言，目前科学界仍未取得对味精的一致观点，而中国公众对味精可能有害的认识程度也还是很低的。
味精问题的关键在于用餐者看不到自己究竟吃了多少味精，这一点和反式脂肪与饱和脂肪是一样的。美国越来越多的州已经开始禁止使用反式脂肪和饱和脂肪，在发达国家的市场上，主要的食品制造商们(如麦当劳快餐和奥利奥曲奇饼)被迫去除或者替换掉了他们产品中的反式脂肪含量，但是在中国市场上的反式脂肪问题还基本没有或很少得到解决，对于反式脂肪的禁令主要还是在美国和欧盟国家。
为什么说反式脂肪是有害的呢?我们需要借助于一些专业的化学知识，反式脂肪与饱和脂肪或顺式不饱和脂肪的分子结构不同，线性的空间构象意味着它的分子堆叠更紧密，其熔点也就相对较高，存储时间也更长，这一点对于生产烘焙食品和油炸食品的厂商和饭店非常有意义，因为他们的食品通过使用反式脂肪可以拥有更长的保质期，这对于他们边际利润的增加当然是大有好处的。
然而，反式脂肪的这种紧密结构也使得它很难被人体消化吸收，这意味着我们在消化反式脂肪时，这些脂肪会在我们的血管中存留更长的时间，进而容易堆积起来导致血管堵塞。想象一下心脏病的情形吧!如果这还不够糟糕，那么反式脂肪还会降低胰岛素敏感性，这可不是一个好消息，如果你不想成为糖尿病患者的话。反式脂肪不仅会引致肥胖，还会增加肥胖相关疾病的发病机率。
中国的问题在于对于反式脂肪的立法和控制仍然非常缺乏。限于资金的紧张，在中国的食品生产企业和餐饮业者中反式脂肪的使用非常普遍，星巴克和麦当劳已经公开宣称他们不会在中国继续使用反式脂肪，其他的餐饮连锁店也在努力淘汰反式脂肪的使用，但是在正式立法禁止之前，中国仍将会有相当比例的食品生产厂商继续使用反式脂肪，目前来看，似乎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事实上，绝大部分亚洲国家的政府(除了韩国和台湾地区以外)都不认为有必要禁止反式脂肪的使用，甚至是在以各种禁令著称的新加坡，尽管不断有公众要求，目前政府仍然拒绝颁布反式脂肪的禁令。
从目前中国专业营养师人才稀缺、立法控制和对于食品产业约束的缺乏，以及消费者对于反式脂肪问题认识不足的状况来看，这一问题很难在短期内得到解决。同时由于反式脂肪在各种食品中的广泛应用，由此而产生的健康问题还将会继续增加。
更糟糕的是，在寻找反式脂肪替代品的时候，食品科研工作者们发现了一种叫做饱和脂肪的产品，它是一种完全氢化的饱和脂肪，由于质地比较硬，所以经常和一些液态的油一起混合成为类似黄油的状态再进行使用。2007年1月初，一份由英国和马来西亚科学家共同研究得出的报告指出，这种新的饱和脂肪对健康潜在的危害可能比反式脂肪还要大，它既会明显地降低人体内高密度脂蛋白的水平(一个健康人体血液中30%的胆固醇都由高密度脂蛋白来运载)，又会提高血糖和降低胰岛素水平。
即使是监管程度很高的市场，也很难要求企业把所有的脂肪构成情况都印在商品标签上，而公众对于反式脂肪和饱和脂肪危害情况(甚至在产品中是否存在)的了解程度也还很低，因而我们很难想象消费者自己有能力保护自己，或者促使市场来强迫厂商们不再使用这些配料。新加坡政府似乎相信市场有能力把反式脂肪逐出市场，但从越来越多关于这些脂肪危害的科学证据来看，对于这样一个经常是一旦确定了危害因素，哪怕危害程度还不很大，也会通过立法予以消除的政府而言，不去禁止使用反式脂肪实在是非常奇怪的。当然，市场对这些产品的驱逐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种观念在公众中的普及程度，这当然也是那些食品制造商们所不愿意看到的。
对于中国而言，如果政府已经意识到了反式脂肪的问题，那么可能是希望继续对此保持沉默，因为我们至今还没有看到针对中国反式脂肪使用水平或其消费与对健康造成危害的任何重要的研究出现。由于中国大部分的食品贸易还是由政府或国营公司控制的，因此只要中国政府颁布某项禁令，应该能够被迅速地贯彻实施，那时可能就是反式脂肪在中国的末日了。但是如果我们参考一下中国的烟草市场，就会发现由于烟草行业基本都是国营企业垄断经营的，一些政治的因素和既得利益者的卷入严重地阻碍了政府对于烟草广告禁令的贯彻，那么类似的情况可能也会在反式脂肪的控制和立法中同样存在。
既得利益者的卷入严重地阻碍了政府对于烟草广告禁令的贯彻，那么类似的情况可能也会在反式脂肪的控制和立法中同样存在。
到2008年中国奥运年时，全国成年人口中肥胖与超重的比例已超过五分之一，根据美国卫生政策学术期刊《健康事务》(Health Affairs)的观点，其造成的成本已达到了经济总量的4%-8%。
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呢?很明显，肥胖现象是社会不断发展和繁荣过程中的产物。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饮食结构的改变，报酬的增加，可支配收入增多，生活方式的转变以及经济环境的变化等等，这些都是中国社会总体、持续的发展进程中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财富增加与经济稳步的增长对未来中国人体重的影响也可以通过香港有关肥胖问题的研究看出一些端倪，因为香港的饮食、生活方式和久坐不动的白领工作模式正是上海、北京等中国内陆城市将要迅速赶上的。
香港卫生署2005年发布的一项报告(相关研究工作开展于2003年)指出，港人腰围增速令人担忧，在香港680万人口中有40%体重超重(根据BMI指数达到23及以上为超重、达到25及以上为肥胖的标准统计得出)，其中单纯超重的人口占18%，临床肥胖人口占21%。和大陆地区一样，香港男性和女性肥胖的比例相当平均：被调查的男性肥胖的比例为22%，女性则为20%。香港地区的儿童肥胖也在持续增加，香港卫生署学生健康服务中心特别提到了小学生肥胖现象的增长趋势——由1997/1998年的16.4%增加到了2003/2004年的18.7%，差不多五个孩子中就有一个肥胖。香港卫生署中央健康教育组(CHEU)高级医生何美莲对当地媒体说：肥胖在香港已经成为了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 。
在中国大陆，另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是对疾病的诊断不足。无论是Ⅰ型还是Ⅱ型糖尿病都存在着严重的诊断不足现象。据卫生部的统计，中国人的高血压知晓率仅为30.2%(对许多地方来说这个比例还算是高估了)。最可怕的是，在2004年重庆举办的一次关于糖尿病预防及治疗的论坛中，一些与会代表称，由于诊断不足，中国潜在的糖尿病患者人数远不止官方统计的2000万，而应当超过5000万，并且还在以平均每年新增150万-200万人的规模扩大。2010年3月，著名的《新英格兰医学杂志》(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发表了中国国家糖尿病和代谢异常研究组撰写的“中国人群糖尿病患病率”研究报告，对肥胖现象的不断蔓延提出了进一步的警示，中国国内和国际媒体都对此进行了报道。该项研究相关工作开展于2007-2008年，研究之后发现，“……由于中国人民生活方式的迅速转变，对于糖尿病广泛流行的担心开始出现”。报告还指出，糖尿病(既包括已确诊的，也包括未经诊断的)以及前期糖尿病的发病率分别为9.7%(男性为10.6%，女性为8.8%)和15.5%(男性为16.1%，女性为14.9%)，或者说，有9240万成年人患有糖尿病(其中男性5020万，女性4220万)，有1.482亿人属于糖尿病前期(其中男性有7610万，女性有7210万)。报告总结道：“这些数字表明，糖尿病慢慢的变成了中国公众健康方面的一个主要问题，有必要针对糖尿病的预防与治疗制订相应的策略。”
截至2002年4月，有关专家估计中国人已经消费了超过两千万吨的转基因食品，只是因为绝大部分的转基因食品至今都没有在商标上进行注明，所以消费者们并不知道他们所吃的东西是经过生物性改造的。尽管中国有如转基因抗虫棉等非食用生物性改造产品，但目前，中国国内基本还没有生产转基因粮食或油料作物。
1983年，第一个转基因作物诞生于美国，但直到1996年，这类作物才开始了大规模的种植和商业化，中国转基因作物的进口也是从这时开始的。中国进口的转基因作物总量，在1996年是8万吨，1999年增加到了280万吨，2000年逐步扩大为750万吨，2001年突破了一千万吨，也就是说，中国进口的转基因作物在六年中增加了超过100倍。
中国主要的三项进口转基因作物分别是大豆、玉米和油菜籽。2001年中国进口了1500万吨的大豆，大体与国内自然生产的大豆总量相当，这些大豆大多数都用在榨油、制作豆腐和豆奶，有超过80%的大豆色拉油是用转基因大豆加工而成的。
2002年3月，中国颁布了新的《进口转基因农产品临时措施管理程序》，美国的大豆出口商们纷纷担心新的规章会影响到中美之间每年高达十亿美元的大豆贸易，而其中有70%都是转基因大豆。然而中美贸易的谈判最终达成的结果是，对进口的转基因农产品进行安全测试，而为了不影响正常贸易，其安全管理临时措施延期九个月，到2002年12月再正式执行。于是，消费者们又一次陷入到了类似的情境中，他们没办法知道究竟何时吃的是转基因食品，何时不是。
记者11月1日从教育部获悉，教育部等十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工作方案》，提出力争到2025年，50%的县建立“教联体”，到2027年所有县全面建立“教联体”。
听说指甲上藏着很多健康信号平时剪指甲时你是否留意过它的变化？指甲上的“半月牙”和健康有关吗？注意！当指甲出现这些变化时千万别大意↓↓指甲上的“半月牙”与健康有关吗？指甲上的“半月牙”是指甲底部月牙形的白色痕迹，学名“半月痕”，是新生的、尚未完全角质化的指甲。
据江苏省气象台发布的气温琅琊榜，今天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在22~24摄氏度左右，最高的是镇江句容为24.5摄氏度。
日前，欧盟对从中国进口的电动汽车加征为期五年的反补贴税正式生效。对此，英国方面表示不打算追随欧盟这一决定。英国汽车行业从业者向总台记者表示，英国政府此举是正确的，有助于中英双方互利共赢。
今日油价将在下周的11月6日晚调整，目前预计下调油价160元/吨。车友们相互转告，11月油价大跌中了。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神舟十八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总台央视记者 王刚 刘冠青）（来源：央视新闻）更精彩资讯请在应用市场下载“极目新闻”客户端，没有经过授权请勿转载，欢迎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即付报酬。24小时报料热线。
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反补贴税的终裁结果出来了。经过八轮磋商，中方力争通过对话磋商解决，但是终裁结果并没有在此前方案上有明显改善。受12家中国车企委托，坐在谈判桌上的中国机电商会也算了一下，平均下来，中国电动汽车卖到欧洲，税要增加20%以上。最高加税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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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初期，清华大学有一对夫妻档间谍，接受美国海军指派。在清华大学内部潜伏多年，担任大学老师一职。利用职位便利，将我国的机密情报，源源不断输送给美国谍报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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